读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选刊（长篇小说）增刊》选载），有一种乘小舟沿江而下的感觉。一部土司制度末世的故事，或如编者所言，“一部哈姆雷特式的寓言”。但笔者深感触动与震撼的，并非作品的恢弘与磅礴；相反，是叙述者那份气定神闲的口吻。一个古老而稔熟的故事：关于老王（土司）与王子（继承人）、男人和女人、父与子、夫与妻、兄与弟；围绕着一顶王冠、一处王位所发生的惊心动魄而又司空见惯的剧目；但在阿来笔下，它以那样一份微妙的间离与从容的语调，安详推出的必毁的结局，因而展现了历史与家族故事别样迷人的力度与韵味。
或许小说的颇具魅力之处，在于它设置了一个故事中的叙事人：麦其土司的次子———“我”／傻子／智者。于是宏大的末世场景，便在他的视点中展现。这是一处漂移中的位置，既内且外。因为是傻子，他已先在地被排除在权力的格局之外，因之可能充当着旁观、宣判的智者角色；因为终究是少爷———当然的王位候选人与竞争者，他又必然地参与并出演于欲望与权力的场景之中。于是，在对权力与历史进程的漠然与渴望、拒绝与追逐、逃离与投入之间，历史中古老而剧目常新的场景，以其丰满的质感凸现而出；又因智者窥破的目光而推移开去，回归为古旧长卷上清晰的画面。这尚不是全部。不仅是叙事人的特殊角色，不仅是自知／旁知视点所提供的“故事中的我”与“讲故事的我”之间的且投入且间离的叙述，而且是作家阿来面对那戛然而止又悄然延伸的历史所投入的一份且认同且审视的视野。那是尘埃落定之后对滚滚红尘的返观。小说因之而在多重饱满的张力之间铺陈开去。
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的迷人之处在于，它是对一个特定的历史进程的记述，又是对历史———永远的权力与欲望故事的窥破与揭示。那是一段颇为特殊的历史，又不过是永恒的权力游戏的某一版本。在笔者看来，这部长篇最为华彩的段落，是围绕着边境粮仓的场景，及麦其土司声称逊位，长子为复仇者所杀的篇章。正是在这些段落中，因“我”即傻子少爷对权力游戏的窥破，和充满游戏态度的投入，揭开了酷烈的历史事件背后，历史与权力的游戏规则自身。那是游戏者或可窥破，但终将因此间的魅惑而陷落其中的游戏与魔法。
作为一个藏族作家，间或由于一个似永无始终的历史的截然断裂，阿来获得了他对历史自身的洞悉与感悟。在小说中，它已被预知、被不断告知：这将是一段走向终结的岁月，这将是一个漫漫时代的倾覆。但一切并不因这预知而改变，窥破者并不因窥破而获免。在阿来笔下，这与其说是一种神秘的宿命，不如说另一样窥破所赋予的达观：窥破游戏规则，获得的只是间或于游戏中显示高妙，并在终被游戏时保有一份坦然。“我”终未成为“最后一个土司”；老土司紧握着权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而我确乎充当了“最后一个土司”，以面对不胜任的复仇者从容到赴死，来完满一个无所谓合理的角色规定，一个历史所必需的故事、传奇，一份历史之个中人的宿命。于是，这天翻地覆的变化，便只是一个历史的段落。没有救赎，无可救赎，也无需救赎。因阿来从容不迫的叙事语调，这故事的终结，更像是一面落下的帷幕。一个了犹未了的收束。在此之间，在此之后，历史在继续，游戏在继续。只是那已是另一个故事。在此，已是尘埃落定。当然，也是“尘埃尚未落定”；每个人、每个时代、每个民族都被历史书写，但我们仍有书写、记录历史的愿望。如果这远不是历史的救赎，那么它至少是一种文化救赎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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